美国签署所谓"2019年台北法案" 国台办:毫无道理


刚才提到了疫苗的研发,但我们也需要找到一些药物。在这次新冠病毒流行过程中,中国新药注册网站上注册的开始临床研究的药物有200多种,这200多种是不是都会成功呢?绝大多数注定是要失败的。我们应该研究哪一类药物呢?要从抗菌素中学习,有广谱抗菌素,抗病毒药物中利巴韦林和干扰素是广谱的抗病毒药物,其余的药物都是非常专一的,治疗乙肝就是乙肝,治疗流感就是流感,不会治疗其它的疾病。但是也有例外,比如治疗艾滋病的药治疗乙肝也有效,如果能有这样一个广谱抗病毒药物,即使再暴发一个新的病毒,这个广谱抗病毒药物也能够发挥作用,这是最理想的情况。以往的药物,是一个药物治疗一个病,治疗靶点可以是病毒的蛋白酶,但是一个药物能不能把所有病毒的蛋白酶都抑制住呢?这就是一药多用。除了蛋白酶,比如多聚酶,RNA指导的聚合酶或者DNA指导的聚合酶都可以,只要把这些酶抑制住,就可以实现一药多用。这些药是针对靶向病毒的,如果提高机体的抗病毒能力,是不是对所有病毒也能起到抑制作用呢?这也是另一种思路,这样一来就变成“一药多用”或者“一石多鸟”。

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有关新发传染病的应对与策略。

日本、韩国、智利、阿根廷等国家都有特别国债发行的案例,主要用于应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灾后恢复、金融危机或主权信用危机的对冲等。

怎样预防新的传染病暴发?我们在哪个环节控制它是最经济、最有效的呢?我们看人畜共患病传播的过程。最初它在动物中传播,然后它会溢出到人类。比如禽流感和猪流感,禽流感有时来自鸡,猪流感来自猪,最长接触它的人就是养鸡专业户或者养猪的饲养员,病毒传染他们以后,然后再在一般人群中传播。假如说我们发现并控制了最早的宿主,这样投入是最经济的,花费是最少的。这次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教授长期致力于寻找病毒的来源,最后在蝙蝠中找到了冠状病毒,之后又有科研人员在穿山甲中找到病毒。如果动物来源研究清楚,那么对病毒预防投入是最少的。病毒一旦溢出,可能经过中间宿主,也可能直接传播给人类。最早接触病毒的人类,以这次疫情为例,作为“人类哨兵”实际上是华南海鲜市场的这些人,如果这些人都监测好就不会传播给广大武汉市民,也不会传染给全国和全球。所以早期控制非常重要。

什么是新发传染病?在20世纪60年代,人们同传染病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。一些传统的古老的传染病已经被控制住,像天花甚至能够被消灭。在60年代,人们对这些成绩欢欣鼓舞,其中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牵头作了一项报告说“传染病已经不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的公共问题”。但是这个报告发表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一系列新发传染病,例如“军团病”等,这些病一直没有得到广泛重视。直到后来艾滋病的出现,人们才意识到新发传染病仍然是严重威胁人类生活的重要问题。随后又陆续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流感、SARS以及布尼亚病毒感染等传染病。

特别国债具有诸多优势。该团队称,包括针对特定用途而发行,更加契合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目标;为中央政府加杠杆的直接手段,可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过快上升;用途更加灵活等。

除了针对这三个目标(目标动物的研究,溢出事件的人类哨兵的监测,一般人群的监测)进行研究和阻断外,还有两个重要的点也不能忽视,一个是中间宿主,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敢最终确定它就是来自蝙蝠。但是穿山甲或者SARS病毒的果子狸都是中间宿主,我们找到确切的中间宿主也可以切断传播途径。另一个是传播媒介,比如疟疾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,如果加强灭蚊工作或者防止蚊虫叮咬也可以使传染病得到阻断。现在疟疾在全球的发病率显著下降,最有效的措施不是青蒿素,而是蚊帐,人群普遍使用了蚊帐以后,疟疾的发病率显著减少。

截至3月27日24时,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556人,已解除医学观察6414人,尚有142人正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。

再看新发传染病相对风险的全球分布。红色是高发热点地区。a图是野生动物来源的新发传染病的热点地区,在中国东部,在孟加拉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某些非洲以及某些欧洲地区都是高发地区。b图这一类也是动物源性的传染病,但以家禽家畜为主。针对这一类传染病,中国、印巴次大陆仍然是高发区。c图这一类是耐药细菌造成的新发传染病,在中国、印巴次大陆以及欧洲的部分地区都是高发的热点地区。d图是依靠媒介传播的传染病,中国仍然是热点地区,也包括印巴次大陆和非洲一些国家。

为了控制新发传染病,牛俊奇认为需要做好目标动物的研究、“人类哨兵”的监测和一般人群的监测。他同时讲解了如何针对新发传染病开展快速检验、疫苗研发、新药研发,以及疫苗和药物研发的困难与机遇。